宋鲁郑：中国崛起“最后一公里”的挑战

中国要崛起成功，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有些已是冰山刚出角，中国真正面临的冰山挑战有哪些？

乌克兰民主制度失灵，内部博弈双方以零和方式暴力摊牌，引发大国卷入的乌克兰危机。美俄大有重返冷战之势。阿拉伯之春标志性的大国埃及历经三年多的动荡和惨烈，重返原点：军方先是政变推翻首届民选政府，随后又在所谓的大选中再度将权力揽入怀中。埃及人民三年前亲手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在倍经艰辛之后，还是再度亲手选择了另一个穆巴拉克。

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则陷入了三年内战。在内战中崛起的极端逊尼派剑指伊拉克，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美国重金训练的伊拉克政府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美国通过武力向外输出的民主岌岌可危。

东海，中日博弈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西方的支持（如美国）或默许（如法国表示不加评论）下，日本内阁决定重新解释宪法，解禁二战以来就放弃的集体自卫权。近现代向来以主动偷袭、不宣而战而臭名昭著的日本，自此拥有了先开第一枪的权力。东海的局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南海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东南亚之行之后，骤然升级。美国更打破几十年保持的中立或模糊立场，公开选边，站在越南和菲律宾一边。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虽然依旧保持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但已进入下行轨道。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在成功抵抗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其代价和成本也开始显现：债务风险开始升高、环境污染更加突出。另外和全球极端伊斯兰势力崛起同步，中国也成为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

境外，香港围绕2017年普选，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过热的新阶段。“一国两制”正面临着香港回归以来的首次真正的大考验。香港也从昔日融合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之地变为东西方角力的最前沿。

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五年之后，也面临着新的瓶颈。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花运动”，不仅令服贸协议受阻，两岸一路高歌猛进的交流态势顿时遇挫。考虑到国民党五年多来执政不佳，2016台湾再度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大增。两岸关系开始存在越来越大的变数。

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境内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都不可避免的置身其中，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然而，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未来的真正挑战绝非上述事件所能涵盖。有些只不过是冰山刚出角。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虽然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但仍然迅速制订了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威胁到了西方在世界的主导权。一是西方长期在资本输出、工业品制造和原材料定价三个领域的垄断权力日渐被中国所取代。二是中国开创了第三世界发展的新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

在世贸组织体系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反制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中国崛起已到了“最后一公里”，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将日益白热化。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打劫点或者劫材罢了。可以说，这将是现在乃至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

为此，中国需要尽快地进行了理论创新和总结，把自己成功的经验理论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定义和描述。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

更重要是，能够上升到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比如，中国将不可能再以发展中国的身份示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也完全不同。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如日本、德国，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如英国和美国----冷战后美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是伊拉克战争。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

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

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的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

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贫穷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制度的正当性谁也无法再质疑。但中国是否就能够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无法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那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