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作者：正面肯定逃港事件是新的认识

图为(翻拍历史图片)当年香港边境到处是逃港者。发生在50年前的“62大逃港”事件，已渐被淡忘。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数十年时光里，逃港从未间断，并在不同时期形成高潮。这是一场从饥寒走向温饱、从贫困走向富足的大迁徙，一道海湾或者几个山头不足以成为障碍。

随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热播，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揭开了冰山一角。剧中出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潮”的剧情，更是让报告文学《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颇为兴奋。

“长期以来，逃港问题是个半禁区，但30多年前，习仲勋就已经敢闯这个‘禁区’了。”陈秉安指出，这段历史的还原，还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如今看来却是习仲勋主持时的宝安县，也就是如今的深圳。

逃港事件对于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

正面肯定逃港事件是新的认识

新闻晨报：热播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长期以来，史学界如何评述大逃港？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又有何意义？

陈秉安：逃港这件事，建国后的30年一直都有，如同是国内政策的“晴雨表”。国内形势稳定、经济复苏的时候，边境上逃港的人就少。国内形势动荡，比如1957年的强迫农民入社，1961年、1962年的闹饥荒，边境上的人就逃。一开始，逃港被看成是叛国投敌，是要处以重刑的，当局是用“堵”的办法，用铁丝网、警犬来阻止群众逃港。后来看看不行了，就改成“疏”，即以“思想教育”为主，学习毛著、唱革命歌曲，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做的结果好了一段。再后来还是逃，这才改成用“导”的办法，即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这样就成功了。逃港这件事，对于史学界、新闻界、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近日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写到群众逃港的问题，而且是正面肯定的，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应该说是迈出一小步了。

新闻晨报：促使逃港的背景和原因有哪些？

陈秉安：主要是经济的。那时生活太苦了嘛。河那边，可以“喝早茶”，能用电视机、洗衣机了；河这边，还在啃红薯咸菜，咋不跑？上世纪70年代以后，也有一些是因为政治原因逃港的，比如知识青年。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觉醒了，觉得自己被骗了，要找寻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也不少。

已故歌星罗文就曾是逃港者

新闻晨报：因大逃港，广东宝安县十屋九空，您曾采访过100多名逃港百姓，请问他们如何回忆那段历史？

陈秉安：感慨万分。我记得那一次去万丰村，因为男人逃港路上死了，村里剩下不少孤儿寡妇。逃港的人回忆起来，不少是泪流满面的。抓他们的干部回忆起来，摇头说：“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我的亲人，上面让抓，我能不抓吗？”

最近我在香港找到一对知识青年夫妇，当年这对情侣是用绳子把手系在一起，冒死横渡大鹏湾的。有姐弟逃港的，还有念着毛主席语录逃港的……他们都说，现在你们那边比我们经济还好，但是我们还是不后悔，因为我们早了10年过上了好日子。

新闻晨报：30年来共计约100万人逃港，那么这批人逃到香港后的生活怎样，你是否采访过？

陈秉安：刚开始，香港人口较少，对逃港的大陆人基本是持接纳的态度。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香港兴建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因此逃港过去的大陆人，来多少都要。并且，香港工厂还特别喜欢逃港者，特别是游过去的那批人，体力经受过考验，都是身强力壮的。同时，他们最能吃苦，最有毅力，要求低，只求温饱。上世纪70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港，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识的一批人，可以说，他们这批新鲜血液助力了香港的发展。后来逃港者中成名的不少，如乐坛歌星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期货教父刘梦熊（微博）等。

在30年改革开放中，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留守深圳12年，为广东要权，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