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中国应该以小费促消费

我在北京的某角落写这篇小文。

回京后的某一天上午在京城内打车，师傅是一位中年女士。毕竟好久没回来了，对于北京最新的路况等不太熟悉，就向师傅请教了一下。她很认真、详细地向我传达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要下车了，卡表显示着22元，我自然递了25元，说声“谢谢师傅，受教了。”她也很自然地接收了它。可能是后会无期，但“我们”告别得很愉快，感觉给即将要面对的一天输入了点“元气”似的。

显然，我是带着美国式的、给小费的状态回京的。

我不觉得不自然，不是每一次消费都给小费，大概限于打车时或在比较小的店内喝咖啡等时就主动给服务方递小费，要是对对方的服务态度很满意，就多给一点，表达一下谢意，说一声“您辛苦了”。对方很开心，微笑着说“下次再来哦”。她们开心，我也跟着开心，说“下次再来哦”。

堵车、雾霾、吵闹、拥挤、变数…

在烦忙的首都度过一天是很辛苦的，绝大多数时神经是紧绷着的。重新体会到这一点的我，此刻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自己自然而然地向对我服务的“朋友”递给小费，“我们”从中获得，并共享一时的快乐是多么的难得，其心情不是拿一两块钱能买得来的，它可以使我以相对放松的状态面对接下来的工作。这也是我这一次回京后，借着过去两年在美国当居民的习惯，以比较低的成本减压的方式。我认为，它值。

我把这一感受与一名中国年轻女子分享，说“中国也可以试着培育小费文化，不是靠政府的宣传，而是靠民间力量普及小费习惯。”

她给我回应是，“我同意啊，这样一下子可以改善中国人的服务意识了。其实，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你给的建议并不新鲜”。

她的回应，使我欣慰。

在我看来，在未来的路上，中国社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既是中央政府提倡的战略目标，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了解到，2013年5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名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演讲，表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从消费结构变化规律来看，在这个阶段上，人们不仅需要好的产品，而且需要好的服务，这样才能提高生活质量。扩大内需，就是要顺应这个发展规律，稳步释放服务消费的巨大潜力，为经济增长也为民生改善提供支撑。”

政府怎么敲定目标是一回事，既然说到服务业，就必然牵涉到每一个公民是如何面对消费这一绕不开的生活方式。365天、24小时，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交易如何开展，极为关键。毋庸置疑，最理想的情况是，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大家都开开心心地进行交易，并把它重复下去，循环下去，用大点的话说，以此作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最活生生的动力。为此，“小费”有可能成为一个可取的战略纽带。

我还在想，小费这个玩意儿是挺适合中国人的性格的。据我经验，中国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包含着较为浓厚的人情味儿，不要“一加一等于二”，也不要壁垒分明。中庸则是普遍被欢迎的，因为里头有着“人为”因素。

倘若对服务员的表现满意就多给一点，要是开心得成了哥们儿就再给一点。无所谓，没啥规定。在菜单里明摆着的价格是相对的，是根据现场的氛围而变来变去的。

日本人恐怕不行，不适应小费文化。日本人的消费习惯明显倾向于死板，刻板。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喜欢明文化了的规定，价格表里写的是多少就多少，没有讨论的空间，也没有人情味儿所参与的余地。我在日本也没遇到小费这一玩意儿。

美国的小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程序化的，是一种习惯性的规定。它有着制度的味道。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小费可以是一种文化。什么场合，给多少，怎么给，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人为地加以决定。美国一般给15~25%，中国可以是5%、20%、甚至50%……无法显示在税收单里的水分金额之存在，许多中国人应该也不嫌弃。

不需要由政府来规定或宣布，只需要以公民社会的名义慢慢、自然、草根式地普及下去。至于成果如何，到时再说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提倡也没什么成本或风险。

有人或许指出说，“在当前贫富悬殊依然严重的情况下，普及小费文化不现实，对收入低的人群不公平，从而时机尚早”。对此，我的回答是，如今，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战略高调提倡“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务院总理亲自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的大环境下，从民间的角度普及小费文化，提升服务环境不仅没有脱离实际，还大大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在我看来，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微调整”削减的、不必要的、搞不清的收费或税收多了。

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加藤，你少来废话。我国早就有小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