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融合还是抵制，旧世界面对中国的新角色

中国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目前举步艰难的欧洲的全球领导角色。某专栏作家指出：“欧洲政府在东亚没什么事可干，无非是为本国企业充当营销经理。”欧洲没有外交分量或军事实力可以在区域发挥影响力，最好还是把重任让美国承担。但情况可以不是这样子的。

对欧洲来说，中国崛起的影响是深远的，始点是美国把战略中心“转向”亚洲。欧洲身为美国最重要考量已有70多年，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它正失去这一超然地位。此外，欧洲销售与美国在亚洲安全角色相冲突的高科技、军民两用产品，也必然会造成摩擦。

尽管如此，关于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正受到侵蚀的警告，却是言过其实的。很明显的是，奥巴马政府已将隐含离开含义的“转向”一词改为“再平衡”。这一变化反映出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会否定欧盟的重要性——欧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也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源泉，更不用说价值观如人权了。

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对亚洲的崛起做出调整。工业革命开始时，亚洲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开始从超过50%下降至1900年的仅20%。到本世纪下半叶，亚洲预计将恢复此前的经济主导地位——即占全球产出的50%，同时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这一实力变迁——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隐含着严重的风险。历史学家经常警告，新强国如中国的出现所造成的恐慌和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就像一个世纪前德国在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时，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亚洲充满领土争端和历史恩怨，要保持稳定的安全平衡并非易事。但我们也可以找到有用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时，有人敦促采取遏制政策。克林顿拒绝了这一建议：建立反中同盟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的邻国有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不啻于让中国肯定成为未来敌人。

克林顿选择了可以称之为“融合与保障”（integrate and insure）的政策。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而美国也修订了与日本的安保条约。

如果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其邻国将专注于建立与它的密切经济联系。如果它耀武扬威——有人认为它最近在中印边界、东海及南中国海的行动，便有这样的含义——其邻国就会追求实力平衡，而美国海军的身影将为它们提供后援。

欧洲在这一局势中将扮演什么角色？首先，它应该监控和限制敏感的出口，避免让安全局势变得对美国更加危险。即使从贸易来看，区域稳定和海路安全也对欧洲有利。

此外，欧洲能够帮助建立决定安全环境的规范。比如，欧洲可以在增进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一致解读——而非中国所提出的特殊解读——发挥重大作用。因为美国尚未签署条约，欧洲的角色更是重要。

与一些分析家的观点相反，中国不是类似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并不急于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事实上，破坏促进其崛起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由于欧洲在这些机构扮演领导角色，因此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其所追求的多边合法性，以换取它负责任的行为。

尽管中国并不试图颠覆全球秩序，但眼下它正经历一场深远和不稳定的转型。随着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和网络犯罪等跨国问题的出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实力并不是在国家间，而是在非政府实体间分散的。解决这些挑战要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各自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还有价值观问题。欧洲及美国已抗拒了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对互联网审查的要求。挪威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愿意因为人权而让经济承受打击。

预测中国政治会如何演进是不可能的，但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变革通常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左右水平的时候发生。如果这一变革真的发生，欧洲将有机会更有效地推广其核心价值。

中国在基于法治精神的公平世界秩序中的经济利益，能否为个人权利带来更大保障，还有待观察。这一点只有中国可以决定。但欧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

英文原题：The Old World’s New R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