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法律”和“美式公民”能解决新疆问题吗？
“三〇一”昆明暴恐案将远在新疆的问题带到了聚光灯下。《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4年4月刊则在卷首语的位置，刊登了知识界人士对于新疆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看法。
其中的一位维吾尔族地理学家——海鹰，是毛泽东时代接受教育的学者。除了在家时叫维吾尔族名字，他在外面都用汉语学校老师给他取的名字“海鹰”。如他所描述，新疆地区“现在是本来没有仇恨的人开始有仇恨了。以前即使文革期间，彼此间的关系都好得很。很奇怪，那时候关系太好，真的。”在近几十年经济情势改变，人们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各种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
对海鹰教授而言，他认同维吾尔族的族群，但他更愿意从“中国人”这个大群体中寻找归属感。在近年来民族问题凸显之后，他的维吾尔族身份也让他苦恼不已，比如面临严苛而耗时的检查，甚至无法入住酒店……针对违法犯罪的少数民族过分宽容，针对无辜的少数民族公民却检查严苛。海鹰教授坦言，他最想说的话就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末了更是再次强调，“真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还摘引了某单位举办的“共识三人谈”座谈会。这个座谈会邀请郝时远、马戎、张海洋三位民族问题专家，就现阶段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郝时远、张海洋期望制定一部或几部法律就能解决各种民族宗教问题。他们指出，自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已经过去了30年，而各个自治区条例尚未完善，导致基层在政策执行时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马戎也把目光投向历史，原本的阶级、政治态度划分使得矛盾并不像现在突出。在文革结束后以“民族”为主题的讲述却让问题凸显。“民族成分”的识别工作，令很多人心目中“中华民族”却不存在或者很模糊。马戎教授建议，像美国一样，讲求公民个体权利，少提民族群体。虽然美国国内种族关系远非融洽，但是中国的确需要采取手段，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在往顶层设计寻找方向时，在读的维吾尔族研究生玉山江向读者展现了值得关注的一点。微信时代里，特定的消息可以在各个圈子中快速传播，民族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极端思想利用宗教传播为路径，煽动民众与政府对立。在微信消息传播的影响下，新疆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认为女性蒙面纱等“逆世俗化”情形理所应当，而过去中国伊斯兰教女性从不蒙面。极端思潮更趁着经济情势的变化而蔓延，原本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变得敏感而对立。各类思想在微信中传播，使得少数民族对立情绪逐渐浓厚，认为官方各类具体处理办法简单粗暴。这也是了解新疆问题时无法规避的问题。
以下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三篇文章原文：
对话维吾尔族，一位维吾尔族学者的归属感
在乌鲁木齐，我们找到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地理学专家——海鹰，他是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教授。我们想与他一起考察天山，因为那时天山刚刚成功申请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而他正好是申遗专家小组的成员。没想到当我们和海教授一起在天山南北奔走时，经常聊起的却是民族问题。我们都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新疆的南疆维吾尔族居住区出现了民族问题和分裂势力所为的暴力恐怖事件？
从南疆的地理环境看，这是不应该的。南疆的维吾尔族居住区基本上是围绕着塔里木盆地的一个个绿洲，盆地中央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盆地北面是绵延两千多公里的天山，天山是由一系列雪峰组成的高大山脉，从南疆若想走出盆地，向北穿越天山，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古道，即使在今天，这些道路都有如天险；盆地南面是更加庞大高耸、一列以雪岭冰峰为主的山脉——昆仑山脉，即使翻越了这列大山，面对的也是渺无人烟的西藏羌塘高原；盆地西面则是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要想通过这片高原走向外面的世界，虽然有几个山口可以翻越，但其艰难程度绝非常人能为；然而整个盆地东面却无高山阻挡——虽然仍然有沙漠戈壁，但是一个个绿洲像踏脚石一样，把整个盆地的文明引向东方，再通过河西走廊的一个个绿洲与中原文明联系起来。盆地周边绿洲的维吾尔族文明只有朝向东方，才有发展的广阔天地。这就是地理环境揭示的南疆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绿洲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文化的角度看，南疆的每个绿洲都是由一条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造成的，彼此相隔较远。在古代，这一个个绿洲间联系微弱，很难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实体，与东方的王朝或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相抗衡。因此这里既没有产生过像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一样的人物，也没有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因此南疆既没有适合民族分裂的地理环境，也没有搞分裂的文化资源。但恰恰是这里出现了与民族分裂有关的问题，一件件暴恐事件搅动着中国的安宁。这是为什么？从地理的角度看，南疆不是能不能分裂，而是任何人都无法分裂。说白了，就是让其分裂，也分裂不成。对新疆出现的民族问题做出过度的维稳反应，是不懂地理和历史的不自信表现。维稳时不问过程，只要结果，甚至过程违法，缺乏程序正义，更把普通民众推向对立面，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和升级。海教授的一些经历就能说明这一点。
海教授有一个汉族妻子，但他却是出生在南疆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人，他的想法可能更客观一些吧。和海教授聊起这些时，我时刻能够感受到他虽然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但更愿意在“中国人”这个大的群体中找到归属感。说白了，他认同维吾尔族这个族群，但他更认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但是我通过他的一些经历看到，一些事情让他的归属感受到了挫折。
下面是我与海教授的一些对话，由于篇幅和其他原因，大部分还是删掉了。
维吾尔族名字“海鹰”的来历
单之蔷（以下简称“单”）：海老师怎么叫“海鹰”呢？
海鹰：“海鹰”是我老师起的，我小时候叫“乌买尔哈里”，这是《古兰经》里一个圣人的名字。
单：名字前有没有“姓“呢？
海鹰：没有，我的名字后面加上父亲的名字，就到头了，就是两代人合起来，比如我的全名叫“乌买尔哈里・拜克礼”，“拜克礼”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的全名就是在他的名字后加上我爷爷的名字。信了伊斯兰教以后，都是根据《古兰经》来起名字。
单：那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您改成“海鹰”了？
海鹰：因为我小学上的汉校（汉族学校）嘛，报名时，老师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乌买尔哈里”。“什么？”他没反应过来，都不知道怎么写，最后就写了“海买儿”，这个名字在汉语里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维吾尔语里，“海买儿”是和的面团。所以大家老取笑我，我就跑去找老师，老师听完原因也笑了，“这有什么，我给你改一下，把‘买儿’去掉，给你加一个字，叫海鹰吧。”就这样，除了在家里叫维吾尔族名字外，我在外面都叫“海鹰”。
“七·五事件”后的一次检查
单：您是怎么看待民族矛盾的？
海鹰：之前厦门BRT（快速公交）放火的事件，如果肇事者是维吾尔族，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觉得我们的地方政府只要发生一点事，就马上把它放大，这样不好。我们普通的维吾尔民众为这种事情受了多少委曲？我去巴基斯坦考察中巴公路时刚好是“七·五事件”之后，回来时在红其拉甫口岸被查，不让回。以为我是塔利班还是啥的，就是不让回，交通部的人陪着我，说这是我们请的专家，也不行，然后就开始查。哎哟，把我所有能翻的东西全翻了。我的钱包里装了两个硬币，走的时候忘了取出来，结果检查的人拿着硬币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以为是个什么东西。还让我整个把鞋子脱光，袜子脱光，包括裤头儿的边儿都摸了一遍。还把我拍的野外照片全部一张一张放在电脑上看完了，我有好几个G的东西呀，全看完。所有的弄完以后，再把我弄到一个房间里去强迫照X光透视，唉……透视完了，我说没事儿了吧？没事了。护照都还给我，出来了。他们希望我理解，我说我咋理解？我真受不了，在那儿折腾了我6个小时，一分不差，半夜才出关。我心里可难受可难受了。
两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婚姻
海鹰：我不敢去北京，怕没地方住。真的，我几次去北京都是因为有工作项目上的事，去之前我都让中科院的人把酒店订好，我直接住进去就可以。如果不是这样，我自己到酒店一出示新疆身份证，人家就说没有房间，几次都这样，很难受。
单：新疆身份证一出示就说没房间？
海鹰：原来都说好了，有没有房间？有啊，多少多少价位的，身份证一亮，脸色马上就变了，对不起，没有房间。
单：现在一些地方的机场也有专门的新疆通道。
海鹰：是啊，我女儿在广州，春节我去那边，也是排队排了半天，结果到检查时说，你到新疆通道去。
单：您女儿在广州？
海鹰：对啊。我说新疆老这样闹事，你也干不成事，还是自己考虑吧。她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后就到广州工作，后来家也安在那里了。
单：那她的先生是？
海鹰：汉族。
单：不是说维吾尔族人家一般不找汉族女婿吗？
海鹰：我这个人比较开通，我爱人也是汉族。
单：那您父母都是维吾尔族吧？
海鹰：纯纯的维吾尔族，父母都是纯纯的。
单：您当时找汉族夫人的时候，家族有说法吗？
海鹰：起初压力也很大，不光我们家，她们家也压力大，也是阻拦，不愿意，闹。但最后就妥协了呗，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嘛。
单：后来您跟老丈人关系挺好的吧？
海鹰：非常好，他们当时对我不了解，后来了解了，好得不得了。所以我说，把一种现象放大成社会问题，肯定就是问题，如果不放大，慢慢慢慢，好多东西就淡化了。
单：出什么事就怎么处理，不分维吾尔族还是汉族。
海鹰：现在是本来没有仇恨的人开始有仇恨了。以前即使文革期间，彼此间的关系都好得很。很奇怪，那时候关系太好，真的。
单：那时分阶级，不分维吾尔族、汉族。
第二代民族政策
单：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
海鹰：没错，我归根结底想说的话就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真的。
单：现在有学者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
海鹰：没有。
单：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设想是：不强调民族身份，不给人贴标签。现在第一代民族政策在身份证和户口本上都设“民族”一栏，什么族贴上这个标签以后，一辈子就很难摘下来。实际上“民族”是个文化概念，不是血统概念。总是强调什么族，没法融合，因为标签摘不下来，对不对？
海鹰：不但不能融合，还会产生敌对。你是什么族，他是什么族，最后就很难相容了。
单：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强调56个民族，而是强调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就是中国人。就像美国人一样，美国有那么多族，但民族身份都是自愿，愿意填就填，但是文化要保留，如果是维吾尔族就保留维吾尔族文化。但民族不能过分强调，要真正的公平、公正。我们都是中国人，弄成一个“中国族”，有一个大族以后，下面再有56个分族、分文化之类。当然,目前这还只是学者的想法。
三位学者谈民族问题
某单位举办了“共识三人谈”座谈会，邀请郝时远、马戎、张海洋三位民族问题专家，就我们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展开讨论。以下内容是我们从这次讨论中摘引的一部分，为了方便阅读，在文中穿插了几个小标题。
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现在还没有出来
郝时远：2014年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三十周年，相比于其他国家基本法律颁布之后的执行力，《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颁布了三十周年后，5个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却还没有出来。我们155个自治单位，依法制定自治条例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只有制定了地方自治条例才能落实自治法。所以我的结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民族政策体系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放大，有的地方缩减，没能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所以不是制度设计不好，而是执行能力方面存在问题。
张海洋：这些年的工作确实把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成利益，而不是意义、尊严、承认和权利分配上的公平正义。但国家和民族毕竟都不是公司，大家在一块儿应该多讲人心人性人伦人道和公平正义，怎么能光讲物质利益？从辛亥革命至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酝酿的时间有10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施工建设有60年。现在宪法里有它的位置。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也已经颁布近30年了。但如同郝时远老师所言，因为还没有自治区一级的贯彻实施条例，所以有人说它是一封慰问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张白条，或者是制度建设上的一幢烂尾楼。这次无论如何应该封顶完工了，没完工就会有很多不平。
许多问题的讲述变成以“民族”为主题
马戎：有一次在新疆，我们到了一个县，汽车没有开进县政府院子，而是开到城区一个镇办公室，在那里开会时，好像会场上没有维吾尔族出席。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如何使当地维吾尔族负责干部对近期发生的几起暴力恐怖事件给予公开谴责。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伤，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但是这个县的维吾尔族县长就是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件表态，最后以开除党籍和公职逼着他做了一个讲话录音，这次会上决定要一天12小时把这个录音在县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当时想，这位县长也是我党的负责干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呢？
民族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不管是呼和浩特、拉萨还是乌鲁木齐，当时只有革命派和造反派之分，而不管是革命派和造反派，内部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发生矛盾的双方不是以民族来划分，而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的。但是到了文革结束后，“民族话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慢慢地，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讲述就逐渐演变成以“民族”为主题，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开始从“民族”角度来解读。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本不存在
马戎：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为或者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在汉族地区和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今天人们之间不再是阶级弟兄，他们现在头脑当中最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己的“民族身份”，人们对自己自治区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理论”讲“中华民族”吗？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相对比较淡薄的，而自此开始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传，都把56个“民族”这个群体身份高度凸现出来并政治化了，而随后实施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文革后“拨乱反正”时的“落实民族政策”，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中国各族民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国家公民，而不应该是汉族、维吾尔族这个层次的“民族”。我们现在讲的平等权利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权利，另一个是群体权利。我们当然也需要考虑群体权利的保障，但是归根结底，权利保障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个体间权利的平等。难道说到了每个个体都平等了以后，还存在着群体间的不平等吗？
中国民族问题的内容是完全参照苏联模式。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领导在民族问题上的提法才发生转变，因为这些领导人发现斯大林在骨子里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对外蒙古、新疆和东北有领土野心。新疆的“三区革命”是苏联直接策划和指挥，甚至直接派苏军参战才发展起来的。了解到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民族纲领，不再提联邦制，改为民族区域自治。但是建国后我们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每个国民都明确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做法和基本思路跟苏联走过的路大致相似。
解决民族问题需要一个“公民之梦”
马戎：现在有相当一批人的“民族”意识超越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认同意识上质的差别。出现这个质的差别，才是目前民族地区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种族矛盾一度非常激化，黑人在114个城市发起暴动，当时黑人精英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的黑豹党，提出如果不让他们建立一个黑人的美国，就要毁灭白人的美国；另外一派是理性派，代表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提出黑人要求的不应该是独立也不是要求任何优惠特权，同时坚决反对暴力，黑人要求的只是真正平等的公民待遇，希望过去奴隶的孩子跟奴隶主的孩子能够真正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是面对现实的理性追求。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统，他之所以能以高票当选美国总统绝不仅仅是因为黑人支持——黑人最多只有13%的选票——而是有大批白人选民的支持。至少这可以证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现在认为肤色并不那么重要。
现在美国大街上如果一个黑人开车撞了一个白人，他们可以要求警察来处理，可以上法庭打官司解决，因为这只是两个公民之间的问题。而在今天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如果一个汉人撞了一个维吾尔族人，周围的人们很快就按照民族分为两个群体，各自支持本族的当事人，而没有人去问问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解决矛盾。
我觉得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思路很好，他追求的梦是一个平等相待的公民之梦。我认为我们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就需要这样一个公民之梦，而不是暴力之梦、民族分裂之梦或者宗教圣战之梦。我仔细听过奥巴马的几次演讲，奥巴马竞选没有强调黑人利益，强调的是全体美国公民的利益，所以才能获得全国多数人的选票。我们不能把奥巴马看成是美国黑人精英，他是黑皮肤的美国国家精英。
从“民族群体”转换为“公民个体”
马戎：现在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当地少数民族民众也十分关心如何保障自己的各项权益。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觉得我们面前有两个解决思路：一个思路是强调“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加强少数民族和汉族双方的“民族”意识，从而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博弈。我觉得这是一条分裂中华民族的危险的思路。另一个思路强调少数民族关心的所有权益，其实都可以在合法的公民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得到完满的解决。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大力宣传宪法、宣传公民权的具体内容，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界定各类具体事件（如宗教活动）的“合法”与“非法”，按照国家法律（而不是基层制定的“土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处置。把各类具体矛盾和议题的涉及者、主体从“民族群体”转换为“公民个体”，政府不是保护汉人利益的“汉人政府”，而是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权力机构。
对话维吾尔族，微信时代的民族关系
我们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克苏，有一个名叫玉山江的维吾尔族青年给我们做翻译和向导。他家住阿克苏，是新疆一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玉山江与我们一起去了阿克苏的托木尔大峡谷，去了温宿县他的老家，还和我们一起去了和田。一路上，玉山江给我们讲了许多维吾尔族的历史、风俗、习惯，还讲了他的家族和父母的事情，但他讲得更多的是“七·五事件”以后维稳的各种事情。
听了玉山江讲的各种事例后，我的感觉是，维稳在具体执行时，许多时候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孙立平。他在2009年出版的《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一书中谈到维稳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即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中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他认为我国社会的冲突是基于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孙立平认为：为了维稳，地方政府纵容甚至鼓励下级用违法方式去完成任务，令法治恶化，而且越走越远。不仅是计划生育和强迫征税，截访、征地、强拆、恐吓记者、敲诈盘剥民营企业，直到鸽子禁飞、菜刀下架……
说到“菜刀下架”，玉山江讲到他们家发生的一件事：他母亲开了一间卖五金的小商店，其中有菜刀。一天，由于母亲有事，请她弟弟来看店，结果她的弟弟因为卖菜刀而被警察带走。类似的事情玉山江讲了许多，但有些问题感觉敏感，只好删掉。下面的对话只能是管中窥豹了。
单：你从小就在阿克苏长大？
玉山江：小学、初中都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在内地上新疆高中班。
单：你现在是在读研究生？
玉山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单：你对现在民族之间的一些摩擦是不是心里有数？
玉山江：差不多。
单：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极端事件？你是学这个的研究生，肯定在研究这个问题，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
玉山江：现在民族之间隔阂比较严重。比如新疆很多地方不让妇女戴蒙面头巾，假如被警察看到了，会把蒙面头巾当场摘掉，动作也特别粗暴。两年前，阿克苏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火线就是七八个民警（都是维吾尔族）在路上见到几个戴蒙面头巾的妇女，当场就把她们带走，又打了几下，她们的丈夫受不了，就来一爆炸。还有去年阿瓦提县的一起事件，人家半夜在睡觉，社区的服务人员还有警察来敲门，就说查户口，而且一定要每个房子都进一次，都已经是半夜了，可能家里边还有女孩儿，肯定不方便嘛……这种事管得越严，（逆反）就越露出来（玉山江说的这些具体事例，我们并没有调查核实，请读者谅解）。
（玉山江这时掏出手机，给我看他手机上的微信。）
玉山江：微信出来以后，哪儿有什么比较离谱的东西，就有人拍下来在微信里边群发。前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一辆车里边有一位戴蒙面头巾的女士，不让在加气站加气。很多人还是觉得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特别好，小学的时候，我们邻居上下都是汉族，每到春节，大家都一起出来放鞭炮，不管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玩得很开心，跟汉族小孩一起踢足球。我爸爸的汉族同事到我们家来拜年，我们也去他家。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单：你现在住在乌鲁木齐哪个区域？
玉山江：五桥广原小区，靠南边，维吾尔族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
单：是不是买房子也会有这种考虑？
玉山江：“七·五事件”以后就有这种考虑，现在北边主要都是汉族，南边主要是维吾尔族，原来都是混在一起的。现在二道桥那边汉族人的房子狂卖，卖得很低很低，很多2000多、1000多块钱一平方米就卖掉了（常规价在六七千元左右），就是想早点离开那个地方。汉族人喜欢去北京路、开发区那边，维吾尔族人就比较集中地靠二道桥。我也比较喜欢二道桥那块，感觉自己还在新疆，维吾尔族人也多，去北京路感觉跟内地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