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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必康: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2014-04-24 15:14:00 作者: 吴必康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超越美国不是中国的最高目的,超越而称霸更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是中国的根本目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绝对必然,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实现。历史发展不是简单重复,总是在以往基础上超越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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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争霸惨烈。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权时,面对着多重挑战。英国与法、俄、德是传统的争霸国,曾发生战争乃至引发世界大战。但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另辟蹊径”,从早期的打压走向妥协,继而在二战后被迫和平让位于美国。美国则是经历劣势、均势、优势三种战略态势。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妥协和竞争、合作又遏制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展示了除争霸战争以外的“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方式及其博弈之道。这对中国思考全局战略,少走弯路,以较小代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提供历史参考。

  “春秋无义战”: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

强国争霸,连绵不绝,既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难解的历史之谜。其中,霸权问题首当其冲,矛盾复杂,争夺惨烈。核心问题是重大利益冲突,包括动荡的利益格局变化、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不同的争夺方式,有关的思想理论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迅速崛起,与斯巴达发生争霸战争,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他注意到商业贸易和利润争夺,还提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是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他还分析出新兴雅典败于内部斗争、政策紊乱、对外扩张、外敌、同盟者背叛等原因,迄今使人深省。不过,修昔底德虽批评战争的惨烈,可能由于其书未完成,难见对争霸战争的批判性认识与和平思想。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伐,形成长期的争霸战争,实为夺取更多的财产、土地和人口的利益之争,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的利益格局大变革和社会动荡。对此,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这是以复古形式要求在天下大变中保持稳定和秩序。孟子疾呼“春秋无义战”,谴责争霸战争。儒家将“仁”作为政治伦理和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仁”原指人人相亲爱,儒家将其提炼升华,赋予其丰富内涵,期望把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调整到中庸和谐的良好境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修昔底德的思想中难见“春秋无义战”那样有思想高度的历史批判与和平境界。“修昔底德陷阱”和“春秋无义战”显示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争霸战争有不同的主流观念,也预示了二者国际关系、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崇尚实利、变革、武力,中国重视义理、稳定、和谐。这一差异对当代中国复兴形象的塑造,可以作出历史文化说明。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其封建制度“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近现代欧洲争霸战争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奥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大国莫不为利而争,为霸而战,也出现众多理论。

均势理论是最具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既古老又时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19世纪英国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到冷战中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继承发扬和亲历实践,均势理论可谓常见又常新。该理论认为,在大国力量对比中,均势不可少,要形成制衡霸权的稳定性国际体系,防止一国独大;制衡方法有制造两极或多极抗衡、通过第三国对抗或缓冲、扶弱抑强、多国结盟、军备竞赛、分而治之等。1936年,丘吉尔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咄咄逼人和最霸道的强国”,为此,“英国总是不避艰难,加入较弱一方,将它们联合起来,打垮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无论它是谁”。此言是英国均势外交的经典表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英美不仅是均势战略高手,也先后是两个霸权国家。由此来看,均势理论在实践中首先是强者理论,为强者所用。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战后兴起,它质疑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接近才是引起大国权力关系变化和战争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美苏冷战等,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思想基础之一,近些年又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中国也将依此必然逻辑扩张。实际上,该理论可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随后,霸权转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罗伯特·吉尔平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以及霸权兴衰周期。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争夺财富和权力——没有变化;兴衰周期有两个要素:新兴大国要求改变国际体系,财富和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他认为霸主防止霸权转移有三种选择:发动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大国,绥靖退让,更多扩张;还认为帝国衰落原因是过度扩张和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及腐败等。199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一书提出,国家有从幼年、青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必有兴衰的变化。其序言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力不从心,日、德、欧盟无法承担“大任”,“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15年或20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何种地位”。18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热议话题。

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提出了与马汉“海权论”齐名的“陆权论”以及欧亚大陆中心为“心脏地带”的理论;还提出中国可能成为“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1919年,他又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英国为什么进行战争?麦金德坦言,英国是“为市场而战”,⑩道出西方争霸战争的本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流派众多,但都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权力和利益,二是权益的分配方式。它们提出种种学说,主流理论多认为凡强必霸,争霸必战,零和博弈,有关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专题解说不多。另外,这些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回避资本主义国家争霸及其外交哲学的本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众所周知,资本追求利润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近现代历史才产生了一次次“为市场而战”的争霸战争。另一方面,资本追求利润,需要成本—效益核算,计算得失,并由此决策。西方政界学界关于外交和经济等政策的大量辩论,就是一种成本—效益核算活动,计算国内外经济账和政治账等。实际上,西方大国外交是资本外交,霸权争夺就是资本争夺。

资本精于成本—效益核算。其中,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此,资本外交具有明显的商业思维和行动逻辑:以各种方式手段不断探查成本—效益关系,不断冲击对方底线,查明成本代价,取得成本—效益的比例,索要最大利益,并由此决策。反之,成本平于或高于效益水平则不可取。这意味着,争霸政策要接近到自己的成本底线才开始清醒和妥协,直到成本底线可能被击破才停止,资本才会转向“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的图利准则。英美之间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

  “取之有道”:霸权转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美国从1783年独立到二战后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历时160余年。1783~1865年是第一阶段,历时82年,基本态势是英强美弱。第二阶段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迅速崛起,形成美英“均势”状态,历时53年。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完全取代英国,历时30年。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从劣势到均势,再到优势的历程,而且“取之有道”;对英国而言,这是从打压到妥协,再到退让的历程,不得不“让之有利”。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避免了生死之争,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第一阶段:英国打压与美国抗衡。这一阶段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5年南北内战。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但英国虎视眈眈,伺机卷土重来,而年轻的美国野心勃勃,急于扩张。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霸权地位,多方面打压美国,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美国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政治松散,内部矛盾多,不得不长期处于弱势,不过,国力虽弱,为求生存发展,必须敢于抗衡英国。两国矛盾尖锐,常有冲突。

第一次大冲突是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国向英国宣战,直接原因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任意劫持美国商船和水手,深层原因是双方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激烈争夺美洲霸权。美国企图借机“解放”加拿大,扩张领土,控制北美,将英国彻底逐出美洲;英国要捍卫加拿大和帝国“海权”,企图借机武力“粉碎”美国,于是攻占其首都,焚烧总统官邸。由于美国顽强抵抗,双方停战,以“平局”结束,恢复战前状态。这意味着美英相互冲击对方底线,查明了成本—效益关系,由此,美英关系发生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战争表明美国国力不足,阻止了美国与英国争霸的冒进势头。第二,美国转变扩张方向,避强击弱,避开北部强大的英属加拿大,转向力量空虚的西部和南方进行扩张。第三,两国都认识到武力成本太高,无法战胜对方。英国难以武力打垮美国,美国不敢吞并加拿大,彼此避免直接的战争冲突,这为开启渐进式霸权转移道路确立了最基本条件。

随后,美国推行避强击弱的策略,逐渐形成先建立周边的“美洲体系”(本地区霸权),以后图谋世界霸权的战略。1823年,美国宣布门罗主义,要求欧洲列强不在美洲殖民扩张,以示抗衡,同时表明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避免招祸。门罗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在1900年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在国力不足时避开欧洲强国以免受损,要挥戈向弱敌。如1846~1848年美国对弱势的墨西哥发动美西战争,夺取了墨西哥一半领土。

第二次大冲突发生在1861~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崛起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英国扼杀美国崛起的大好机会。英国未敢派兵参战,但挑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联合法国、西班牙等明里暗里支持美南方分裂势力,出售军火战舰,图谋分裂美国,两国甚至濒临战争边缘。英国议员指出,“英国准备只承认林肯先生为北方各州的总统,默认南方独立”。美国坚决抗衡,扬言进攻加拿大,终因美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及时阻止了英国的分裂图谋。经过惨烈内战和战后重建,美国终于渡过最艰难时刻,解决了国家分裂和奴隶制等严重内部问题,为经济腾飞和国力大增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美英关系的关键性转折点,英国亡美之心彻底破灭,美国扭转劣势格局,确保了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存在和继续。

在第一阶段,美国地大物博,野心勃勃,但国力不足,内部不稳,一方面必须敢于以弱抗强,以求生存发展,另一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内外兼修,争霸限于美洲。由此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稳固内部和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同时,美英经贸关系密切,相互需要对方的市场和资源,基本无损双方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这为渐进式霸权转移准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英国有亡美之心,但美国的抗衡使其风险成本太高,最终无可奈何。

第二阶段:美国崛起与英国妥协。这一阶段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强美弱态势告终,两国比肩而立处于均势,面临多国争霸的新世界格局。美国跨出美洲,开始面向世界争霸,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新历史阶段。根本原因是美国迅速崛起,国力赶超列强,英国虽依托大英帝国仍有较大综合实力,毕竟逐渐衰落,无力打压,相反,需借助美国抗衡德国的崛起争霸。于是,19世纪末,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

这个阶段正值美国“镀金时代”,是美国赶超的关键时期,国力取得四大进展:逐步解决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问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腾飞;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控政治松散、腐败严重和社会经济矛盾等国内问题,强化了国家凝聚力;完成了大规模领土扩张;军事力量崛起,奠定了争霸世界的武力基础,而且择机加入一战,大扬军威。

具体而言,内战后美国加速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不仅快速超越英国,到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而且随后出现更大的加速度增长:1910年美国工业产量几乎是第二位德国的两倍,英国沦为世界第三位;美国人口达一亿之巨。美国实力超越列强,拥有巨大的工农业和军工生产力。教育和科技方面,内战烽火中的林肯政府不忘通过莫里尔法案,规定政府可利用公地发展教育,建立了公立大学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美国从欧洲的“科技殖民地”起步,在20世纪初期成为教育和科技大国。19世纪末期,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针对贪腐盛行,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公正和道德等多方面改革,包括限制垄断集团的反托拉斯法,制定保护劳工利益、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法律等,有利于焕发国家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军事方面,19世纪90年代马汉提出著名的海权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他认为,海权是国家强盛繁荣的主要因素,必须有强大的舰队、商船队和发达的基地网,海军战略就是建立海上优势,实现国家目标。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从此积极发展以海军为主的军力。实际上,马汉的海权论体现了美国迅速崛起时期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发展方向——争霸世界。

实力大增的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相比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可谓“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外交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成功在望”体现了这种新的战略风格。一是继续避强击弱。美国先拿欧洲大国中老弱的西班牙祭刀,发动1898年美西战争,夺取其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及其亚洲的关岛和菲律宾,跨出“美洲体系”,冲向亚洲和世界,进入扩张新阶段,从此作为世界军事大国崛起。二是争霸讲究“方式方法”。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迫切需要夺取新的市场和资源,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门户开放”等政策,但又宣称无意兼并扩张,不轻易与英、德、法等强国发生大冲突。三是等待时机称雄。在英德争霸的一战中,美国先是中立,坐山观虎斗从中牟利,直到1917年看准双方精疲力竭的最好时机与英国结盟,为“和平”而参战,战后俨然以世界领袖自居。

虽然美国在金融、外交和海军等方面尚无压倒英国的优势,不过整体来看,内战后的美国崛起是一种超大规模的全方位崛起,包括由基础到高层的六方面。一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基础层次,二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政治稳固的基本层次,三是经济、教育和科技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实力层次,四是潜力巨大的军力层次,五是积极扩张又进取有度的外交战略层次,六是国家意志坚定,思路明确。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超大规模全方位崛起是罕见的,在当代,唯有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可初步相比。这使英国不得不面对一种“大到吃不下”的美国崛起。

英国虽然江河日下,但还拥有庞大帝国、强大的海军和金融力量等优势,对美国尚未完全处于下风。不过,在新的争霸格局中,英国还面临德国、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争霸,独力难支。于是,“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衰落中的英国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作出了战略选择:

第一,从英德经济竞争、殖民地争夺、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尖锐矛盾判断,认定德国是最直接和最危险的争霸对手。近在咫尺的德国争霸更急切突出,掩盖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争霸。

第二,调整政策,对美妥协,意在利用美国抗衡德国等对手,维护自己的霸权。恰好美国也与德国多有殖民争夺和贸易冲突等矛盾。于是,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英国在委内瑞拉危机、加美边境争端、美洲地峡运河等不伤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牺牲别国,对美国扩张作出妥协让步,承认了门罗主义和美国的地区霸权;在瓜分中国问题上,英美就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达成共识;在美西战争中,美、德海军发生马尼拉对峙,英国支持美国,压制德国;美国则在布尔战争中支持英国,尤其是在一战中与英国结盟对德作战。对英国而言,大和解实为大妥协,避免大冲突,以让步谋利用,换言之,“让之有利”。此举虽迫不得已,毕竟务实明智,且让步有限。

第三,利用与美国的种族和历史渊源关系、语言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共性,创造英美民族相互认同的价值观,消除英美之间长期的敌意恶感,宣扬英美都是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注定要主宰世界等。一战结束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欢呼“英美言归于好、同心协力”,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英美要作为世界的托管国,共同维护“和平”。简言之,英美要结盟共存,共管世界。美国顺势利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同样意在利用美国维护自己的霸权,且正好发生在美国迅速赶超英国和英国逐渐衰落时,也许在有限意义上是百年前“中美国”或两国集团(G2)论的早期历史版本。这些思想对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延续,发挥了掩盖矛盾、避免冲突、促进合作的战略作用。

从资本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角度看,对于“大到吃不下”的竞争对手,资本会“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这就是英国对美和解的实质,也是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

在第二阶段,美国由弱变强,内部稳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具备了“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迫使英国有限妥协退让,又似乎不“急于求成”,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实力在先、争霸在后,“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英国已无亡美之心,反而开始和解以求利用,“让之有利”。

第三阶段:合作与遏制中的霸权转移。这一阶段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历时30年,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最后的决定阶段,在英美既彼此合作又相互争夺遏制中基本“顺利”完成。此时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因素:一是两国基本战略态势大变,英美均势告终,进入美强英弱阶段。历史天平不可阻止地倾向美国。二是两国再次面临多国争霸的新的世界格局,产生各怀异心的“共同需要”。衰落的英国面对三个最强大竞争对手德国、美国和苏联,既无力独自对抗,也难以玩弄均势制衡从中牟利,霸权地位已摇摇欲坠。问题只是“花落谁家”?

一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意满志得,英国受重创,继续衰落。英国债台高筑,欠美债务多达40多亿美元,美国成为英国的大债主。两战之间,德意日法西斯兴起,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英国的争霸冲突又不可避免,再次转移了英美争霸矛盾。二战中,虚弱的英国自身难保,再受重创,不得不又依靠美国援助以抗衡德国,对美负债高达200多亿美元。二战后的英国到了破落地步,加之冷战发生,英国又必须依靠美国挽救经济和抗衡苏联。而且,英国长期赖以为生的庞大殖民帝国也分崩离析。概括而言,英国的衰落已从19世纪后期的局部衰落向二战后的全局衰落发展,这远不是具体数据对比的衰落,而是历史性衰落。 

相反,二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最强国,拥有最有利的战略态势,全面争霸的时机成熟了。而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结盟参战,打败强敌,又在二战后制定马歇尔计划,挽救英国和西欧的破败经济,对英国可谓居功至上。美国要取代英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似乎水到渠成,不过,这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是美国本身的问题。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陷入长期的重重危机,本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社会政治动荡,并引爆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是美国和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危机。它重创了美国实力,延缓了美国的争霸势头(不过,经济大危机更多打击了别国,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美国。现代历史表明,美国治疗自己生病的最好药方,就是使别人生病更重)。而且,国内盛行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等,人们普遍不愿卷入外界纠纷和战事,这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传统,也限制了美国迅速争霸。

英国尽管衰落并多方与美国合作,但绝不情愿交出霸权,可谓且退且战。美国是步步为营,逐次争夺。英美围绕国际领导权、海上霸权、战时战略、金融霸权和殖民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激烈争夺,互相遏制。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取之有道”的战略:没有采取全面决战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将霸权分为不同部分,分别处理和夺取。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列强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会议,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但未达到目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国际联盟。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欲确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与英、法发生外交较量。英国力图在战后保持霸权地位,遏制美国。斗争结果是国联成立,美国却因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拒绝参加,实为被排除在外,争霸遭重挫。国联因没有美国参加,成为英法维持大国地位的工具,遏制了美国争霸势头。不过,美国继续耐心等待新机会。不久,在围绕海上霸权的激烈争夺中,美国于1922年迫使财力困窘的英国签订《五国海军条约》,正式承认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美国获得重要胜利,有效遏制了英国势力,终结了长期的英国海上优势,夺取海上霸权。二战中,英美既合作又勾心斗角,如在军事战略中,美国主张实行“西欧战略”集中打击德国,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英国却主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地中海战略”。美国积极反对殖民主义,鼓励英国殖民地民族自决和独立,意在战后肢解大英帝国,丘吉尔极力抵制。美国还迫使英国接受美国建立联合国的方案,终于在战后排挤了英国,掌握了世界主导权。 

超级大国必须拥有金融霸权。美国下定决心,最后夺取英国残存的金融霸权。二战使本已虚弱的英镑贬值,英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遭遇空前冲击,美国乘机利用《租借法案》等手段继续削弱英镑地位。战争还在半途时,英美两国就表现出对战后金融地位和巨大利益的高度重视,开始设计有利于本国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英国由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提出“凯恩斯计划”,美国提出“怀特计划”。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利益,竭尽全力进行艰巨的谈判,以至身心疲惫不堪。但是,丧失实力的英镑无法抗衡带有黄金和原子弹的美元的压力。美国不战而胜,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使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总之,实力更强大的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步步为营,逐次争夺,形成了第三阶段渐进式争霸战略:当仁不让又“取之有道”,既合作牟利又遏制防范。英国且退且战,尽可能争取“让之有利”。最终,英国迫不得已,和平交出百年霸权地位,沦为二流大国,代之以英美“特殊关系”:衰落的英国和称霸的美国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实际在更大程度上是战后英国需要继续依赖和利用美国。至此,英国退让,美国进取,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股权变化”:简要总结和分析

英美之间的渐进式霸权转移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未如传统争霸那般发生惨烈战争,相对平和,不过,这是一个复杂激烈的博弈过程。形象而言,英美关系犹如一家“合资公司”,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演变好像是公司逐渐发生股权变化,原来的大股东的股份越来越少变成小股东,而小股东的股份逐步增多变成大股东。双方彼此争夺,相互遏制,又“合资经营”,相互利用。美国主要是运用“大到吃不下”的强大实力和“取之有道”的方式,英国是且退且战,力求“让之有利”。这个博弈过程包括双方的一系列战略条件和方式方法。

第一,两国实力对比的决定性、渐进性和内部稳固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基本历史条件。一是英国先天不足和实力衰落。英国本土小,资源和人口少,虽有庞大的殖民帝国可依托,但终非久远之计,随着帝国瓦解,原形毕露。英国科技、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在多国竞争下节节败退,国力接连受到争霸战争削弱。二是美国崛起具有“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足以迫使英国妥协。三是英国并非急剧衰落而是渐进式衰落,美国崛起是渐进式崛起,即使从内战后的第二阶段算起,也有80多年。渐进式衰落和渐进式崛起产生了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渐进性,有了战略缓冲空间。相比之下,在英德争霸关系中,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4年发动大战只相隔43年,而德国法西斯的迅速崛起则用了不到10年。

实力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强国永远不会向弱国转移霸权),也是渐进性的根本前提。同时,国内稳定性是国力根本,也是这种决定性和渐进性的内在基础。美国在内战前,国内问题众多,经过内战胜利和战后调控,才重新稳固了国内社会政治,迫使英国放弃了分裂美国的图谋。1929年美国又陷入多年的经济大危机,经过罗斯福新政才重新稳固。英国在众多战争和危机中,也费尽艰难保持了国内稳定性。它们留下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双方战略回旋余地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空间条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英美彼此无法凭武力完全击败对方,留下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彼此市场大,相互需要多,经贸关系密切,又留下广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具体而言,英国在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后意识到无力彻底打垮美国,并且需要美国的广大市场;作为霸权挑战者的美国从未攻击英国本土,也需要贸易,两国产生了19世纪中期以来长期的相对和平。虽然这些军事和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因素,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缓冲作用。换言之,双方的利益空间多,留下了避免决战的战略回旋余地。

第三,长期以来多国争霸的世界格局,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机遇。19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受到法、德、俄、日等国的争霸挑战,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英国,且多次掩盖转移了美国争霸矛盾,还使英国必须依靠美国,创造了英美合作机会,有利于美国。此外,英美两国有大西洋阻隔,双方均可借助大洋为安全屏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争霸“取之有道”,英国力求“让之有利”,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现代历史演变方式。美国发展史上充满武力扩张和霸气征服,但夺取霸权不得不讲究“方式方法”。简言之,一是并非传统般的“杀死”霸主,而是以自己的壮大,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使霸主的“资本”大贬值,乘机“收购”。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运作”方式,符合资本的成本—效益的最佳比。二是美国在崛起和帝国主义思想狂热中,对英国基本保持了战略冷静和耐心,反而实现了夺霸目标。三是“取之有道”的方法,包括上述的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等,特别是在后期采取“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战略。回顾历史,美国没有采取全面攻击大决战,一蹴而就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先在19世纪末取得经济优势,与德国共同消解了英国经济霸权;又在教育科技方面急起直追,建立美国优势,消解了英国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随后是建立海军优势,迫使英国签约承认美英海军力量对等,终于取得海上霸权;最后是在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夺取了金融霸权。同时,美国利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长期瓦解英国殖民霸权。英国不得不“让之有利”,避免决战毁灭,保存了基本利益,并且多方面利用美国谋利,利益关系相对平衡。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完成了渐进式霸权转移。

总体来看,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两国矛盾不少而不失控,实力对比是渐变而非剧变,利益关系相对平衡而不绝对失衡,美国野心勃勃却“取之有道”,英国虽不甘心但终究务实面对,“让之有利”。

当今,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问题成为世界性关切热点,必将深刻影响两国和世界。当年的美国崛起和英美关系,与当今的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难以直接比较,不同处比比皆是。两者至少有基本性质、根本目的、关系方式、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等众多不同。当然,两者在若干方面确有一些重要的类似性,可资比较和研究,以提供历史启示,且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战略哲学和实力的生成运用的学问。不过,篇幅有限,需另外论述。可以说,超越美国不是中国的最高目的,超越而称霸更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是中国的根本目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绝对必然,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实现。历史发展不是简单重复,总是在以往基础上超越而创新。历史悠久的中国可有此信心、智慧和能力。

责任编辑:齐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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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