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这次不算“理中客”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首先想声明，以下所言都不可能完美地呈现“理性、中立、客观”这一姿态，一如文章中可能提及的这些人：一对内地游客夫妇、几个香港青年、一群现场围观者，以及坐在电脑前看视频写观后感的知名记者和各路网友。谁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桎梏”，受制于地域、文化、习俗和眼界，甚至一时一刻内分泌变化所带来的情绪波动。
这么多人的情绪加诸其中，如同很多人的不满，借由那对内地游客夫妇和几个香港青年的偶然冲突，找到了一个不用伤害自己的“出口”，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借由别人的冲突释放自己的戾气时，就已然“自私”得无法“理中客”了，包括闾丘露薇。她看似职业的陈述，仍无法避免其在有限的文字里出现了选择，以至于并未完整展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招致一些人跟帖痛骂。理论上说，即便是一个优秀的记者通过负责的调查所公开报道的新闻，也只可能无限接近真相，而不能代表真相。何况，闾丘露薇就此事件的言论，也只能算一个网友的片面之言，没有调查没有采访，根本算不得记者所为。对一位影响力很大的人而言，一番不客观的言论，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可想而知。
回归视频内容本身，如果一定苛求完美，当事双方谁都无法独善其身。但仅从警察处理结果来看，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是“孩子小便”之外的动手行为，而舆论争论最激烈之处，即“内地孩子当街小便”和“香港青年拽住婴儿车拍摄”的是非对错，似乎成为法无明文规定和严苛禁止之所在。但这恰恰也是人类智慧所应该发挥作用之处。世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穷尽人类的一切行为，所以，唯有最普遍认可且最不能相容之事，可用法律予以“严格划界”，而法律之外，则需给不同文化习俗及彼此调协的人性等“应予宽容之处”留下灵活的空间。
我在香港见过的香港人和在港游玩的内地人，并不都如这些“冲突新闻”所见的个体那么极端，我也相信，即便某种不良情绪可能会因为一定的历史、经济、文化冲突等原因而在某时某地某个群体中被激发，也不代表它们会永远存在，就像内地人不可能永远素质低下，一些香港人不可能永远视内地人为蝗。共生共存，并非仅为国与族的宏大命题，其实也是普通民众的必然联系所需。冲突频繁，也证明不同地域的交流越来越密集，不同地域及人群的联系越来越不可分离。
去年，我曾带一岁多的女儿去过台湾，因不知台湾多在药局出售尿不湿，曾当街请教一对台湾夫妇，他们不但热情指路，离开后又追上我，将自己儿子的尿不湿送了一个给我，说怕孩子急用。我坚信，更多的人性是如此，将心比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比戴着有色眼镜去专注地捕捉他人的缺失，更显高贵。
如果说，我对这个事件一定要有所批判，那么，我批判所有无视孩子的行为，不管是谁。
（原标题：闾丘露薇这次不算“理中客”）
安重根死刑执行命令的原件
《怎样的他们》
1909 年，一个叫做安重根的朝鲜人，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当时的日本枢密院议长，同时兼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对于日本来说，伊藤博文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人物，他是日本首任首相，推动日本进行明治维新，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
安重根在法庭上说：“我是为了具有四千年历史的祖国和两千万同胞而一举处决蹂躏朝鲜主权扰乱东洋和平的奸贼。正因为如此，我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我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安重根在遗言中写道：“国权恢复后，将我埋葬在祖国。”
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很多韩国独立运动的后人来到中国沈阳抚顺安重根被执行死刑的地方四处寻找，但是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当年监狱旧址，现在已经盖满了商业大楼和住宅。
安重根在韩国被视为“抗日民族英雄”。除了到处可见的铜像和纪念碑，就连跆拳道都有一个套路被称为“重根”，因为安重根只活了三十二岁，因此有三十二式。中国官方则公开表示，安重根是著名的抗日义士，也是受到中国人民尊重的人。而在日本政府的口中，安重根则是一名罪犯，一名恐怖分子，不过日本媒体，包括官方电视台，大多把安重根称为“韩国独立运动家”。
同样一个人做的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评价。尽管这样，历史事实是不会因为角度的不同而出现矛盾，除非刻意的或者选择性的。
1905 年，在日本武力胁迫下，日韩签署条约，韩国丧失主权，对于像安重根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民族的屈辱，因此他在 1907 年投身韩国义兵运动，对日作战。
伊藤博文虽然被认为一直奉行对外扩展政策，但是在合并韩国的问题上，他主张不要过快。因此他遇刺后，主张立即日韩合并的政治力量成为主导者，1910 年，日本迫使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开始了对朝鲜半岛长达 36 年的殖民统治，直到日本二战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样的一个结果，自然不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想要达到的效果，只有回看历史才发现，原来他变相地加快了祖国被合并的步伐。
1914 年，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族的波斯尼亚人普林西晋枪杀，这次事件成为一次大战的导火索。普林西晋 1918 年死于狱中，1920 年，他的遗体被送回南斯拉夫首都萨拉热窝，被称为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爱国青年。但是到了 1995 年波黑战争结束时，他被称为“恐怖分子”，纪念馆被关闭，名字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和南斯拉夫官方所讲述的英雄事迹不一样，民间版本描述的刺杀现场是，见到大公夫妇被枪杀，波斯尼亚人充满了愤怒和哀伤，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他们眼中的民族英雄。普林西晋到底是爱国者还是一个罪犯，或者恐怖分子？在南斯拉夫立国、解体和内战的每一个阶段，会看到一个个不同标签选择。
2013 年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释放了 26 名巴勒斯坦囚犯，这些囚犯被以色列法庭裁定犯有谋杀罪或者企图谋杀罪，分别被判处入狱 19 到 28 年。
一批以色列民众开始了街头抗议，他们打着黑色雨伞，手拿被巴勒斯坦人杀害的亲人的照片，围在以色利总理官邸外面。其中一名以色列妇女说，她的姐姐、丈夫还有三个孩子，在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被巴勒斯坦人杀害，她想不通，为何美国要向以色列政府施压，释放这些杀人犯？
而同一时间，被释放的巴勒斯坦人，受到了亲人和同胞们英雄式的欢迎，在巴勒斯坦人眼中，这些人确实是英雄，他们杀人是因为这些人入侵了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反抗。
是罪犯，恐怖分子，还是民族解放的英雄？那些被杀害的人是侵略者，或者侵略者的化身，还是无辜的受害人？我们现在看他们，和未来把他们当成历史人物来看待，会不会有所不同？
如果承认现在我们身处一个文明社会，那么至少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刻意地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比如谋杀、炸弹袭击包括自杀式的袭击，都应该属于恐怖主义，不存在双重标准，不能因为诉求和出发点的高尚，这些行为就变得合理和合法，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