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从历史传承看“民主”危机的现实

经济全球化后，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假想，似乎世界各国万流归宗，都统一于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发展模式多元化都在同步发展。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都拉入了现代化进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全球经济；但另一方面，各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却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而不尽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体两面。

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归根到底取决于各国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现实问题等。西方各国的封建制度相当完备而时间持续较长，相比较而言，中央集权的王权时代从一开始起就跟市民社会的兴起合流，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时代。从社会结构上看，西方封建制度的瓦解、王权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封建贵族等级的分权最终过渡到资本的分权。西欧封建社会的主导趋势是贵族把国王锁在封建契约的笼子里，用封建等级制度限制王权。而现代西方社会则是资本把政治权力锁在笼子里，用自由市场形成的边界来限制国家权力。斯密以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洛克以来的政治自由主义都是为了解决资本必须高于国家，市场必须高于政府的问题。两百多年以来，西方尽管也出现过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出现过罗斯福的新政，出现过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但斯密和洛克的主张终究是西方社会的主流。

乌克兰试图走西方的宪政之路，走得满地疮痍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发育不全，而且消亡得很早。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主流是中央王权主导社会，这是因为封建制度过早消亡，中央政权一旦崩溃，社会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与西方贵族限制王权、资本限制政府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国家的力量，完全独立于政府力量之外的大资本极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兴民营资本的兴起更是跟政府政策息息相关。离开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很难想象中国的私人资本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由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问题绝不是资本限制政府不够的问题，因为资本根本就不可能限制政府。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传承的国家中，资本对国家的统治，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无可能成为现实。中国的改革者、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懂得这个基本国情，一厢情愿地模仿西方的资本统治国家模式，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所以，当今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但中国无法变成西方，西方也无法变成中国，就像桔子很难变成苹果，苹果很难变成桔子一样。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要为精英掌控的社会提供理论依据，给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提供合法性。只要坚持绝对的自由竞争，社会就一定是弱肉强食，丛林原则一定会主宰社会。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包括后来西方世界70年代呼吁回到斯密，都是对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美国从罗斯福到约翰逊这一段时间搞过凯恩斯主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重提“回到斯密”，就是防止西方社会丢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自由竞争的最大化，即社会尽可能少让政府来管理，社会的发展要靠企业、个人竞争，靠优胜劣汰，财富上是精英社会，政治上是精英民主，这两者是相匹配的。

相对而言，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强调整体发展的社会，即使在皇权时代，少数人也很难垄断社会。中国没有西方传统的那种等级制度分权，秦汉以后的社会就是扁平的。这种历史传统决定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和西方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一系列社会革命后，中国社会根本无法接受一个少数大资本统治的社会。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中国的社会大众有三个东西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一是不能接受血缘等级贵族的统治，二是不能接受军人统治，三是不能接受大资本的统治。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自由派，都不能接受这三个东西。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各自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理所当然。从这一点上说，中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说孰优孰劣，谁将取代谁。这就像苹果和桔子，都是水果，很难说哪一个更好。西方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不可以复制，西方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按照西方的逻辑更是无法解决。今天的西方尽管困难重重，但西方将来也不会走我们的路，就像我们不会走他们的路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文明。即使某一天西方文明死亡，取而代之的会是另一个西方文明的继承者，而不会是中华文明。不同文明难以相互替代。1988年福山说历史终结了，到此为止了，实际上我认为，福山讲的这个话和赫鲁晓夫1959讲的话并无二致，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讲“我们埋葬你们”，自信苏联模式将取代西方模式而完成世界的大一统，福山不过是反过来重复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哲学。

在历史观上，福山和赫鲁晓夫都是黑格尔的学生，相信线性史观，认为人类以后万流归宗，都要归到一个方向，前往一个路标，这是一种理性的狂妄。人类不可能走向同一个方向，世界还是很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崛起之后，西方变得不是唯一。以前西方就是唯一，全球都要看西方，有了中国以后，西方不是唯一。但中国不是要取代西方，中国和西方是共存、并行，各走各的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但不是谁去取代谁。

下面再来谈谈中西方学术界的差异。中西方学术界面临的问题有很大不同。西方学术在近代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持续到十九世纪末，也就是近代的两三百年间。在此之前，西方的科学一直依附于哲学，哲学成了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中世纪的科学家们都把亚里士多德当做圣人。但从伽利略时代开始，各门自然科学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开始收缩范围。从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时代开始，认识论开始成为哲学的显学，传统的本体论和道德哲学跟认识论共同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三大板块。在这两三百年间，经验自然科学在摆脱了哲学的羁绊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西方学术的第二次变革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数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和渗透，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高度实证化、数学化阶段。比如社会学也是依靠统计化、数量化，哲学也是讲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讲数理逻辑或语言分析。经济学由于涉及大量的经济数据，所以数学、统计学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工具。

应当承认，西方社会科学这一百多年的实证化和数学化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一方面，社会科学吸取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观察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把社会科学从传统文人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理论不再是哲学式的直观思维，或文人浪漫的诗化想象，而是依据经验数据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实证化和数学化同时也是去政治化的过程。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包括政治学，都不再基于意思形态，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这种变化大大地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客观化。尽管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完全做到客观，但实证化和数学化至少使得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大大地加强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科学在实证化和数学化道路上却走过了头，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如果西方社会科学按照目前这种道路走下去，还会进一步碎片化。不光是经济学，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美术、音乐都没有体系了，都变得支离破碎。如何在实证化和数学化的科学研究中保持理论思维和宏观视野是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可这个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问题并不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实证化和数学化远未走过头。今天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恰恰跟西方的问题相反，中国社会科学不是过度实证化和数学化，而是过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媒体化。中国的很多著名学者都长于不着边际的宏大述事，而短于对社会现象的精确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高度政治化，其中尤以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为甚，有些人离开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几乎就不会讲话。如果说，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在过分琐碎的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迷雾中走过了头，那么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却还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泛政治化迷雾中，他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政治化，以至于把经济学变成了红卫兵的大批判理论或造反派的革命夺权理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但事实上，他们连西方经济学的门都没有入，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他们在媒体上如此惹眼是因为他们极端的政治言论让媒体感兴趣。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问题和西方面临的问题都是不同的，西方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不可以复制，中国就是中国，西方就是西方，差异太大，一个不可能取代另一个。中国的崛起不是取代西方，而是开启了一个发展模式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学术界今天也是问题重重，但绝不是西方式的过度数学化和实证化。如何让中国的学术研究真正告别政治挂帅而走上专业化的道路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