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历史视野下的毛泽东功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依照惯例，逢五逢十，官方都要举行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只是略微不同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进步与社会矛盾相生相随，毛泽东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也开始成为不同群体敬仰的图腾或者反对的目标。

由于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的巨大复杂性，其历史定位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有所不同。比如文革后和改革开放之初，其地位坠入前所未有的低点，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热再次重现中华大地，并日盛不衰——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竟然短时间抢购一空。或许只有抛去暂时性的短期因素，从大历史的角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是非功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算是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或者说朝代的需要与呼唤才是产生毛泽东的历史必然。应该说，对这一历史基本事实，要想否定是极为困难的，更不会被严肃的史学界乃至海内外华人主流所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开始向中华民族第二个伟大目标迈进，却以失败告终。当他离世的时候，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贫穷状态——虽然好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各族人民勉强解决温饱而已，甚至当时（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个社员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绝对贫穷人口高达2.5亿。人匀GDP仅为224.9美元（现在为6086美元，2013年将突破7000美元）。整个国家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份量微不足道，仅为5%（现在已经超过10%）。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到20%，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10个百分点。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此外，此时的中国严重缺乏各种基本自由，今天许多天经地义的事件：城乡人口流动、民间商品经营、个人出国都是被禁止的——1949年至1979年，出国总人数还不到30万，现在一年就达9000万。言论表达尺度之微也完全是今天的中国人所无法想像的。

经济上的落后，再加上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正常教育体系的混乱：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培养，导致科学技术人才匮乏，中国的科技水平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四十年（个别军事领域除外），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二十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