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文：论左与右
论左与右
法国大革命时期，制宪会议吵闹激烈。路易十六国王主持会议，辩论阵营分列两厢。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工人、农民等第三等级代表居左，要求限制王权，实行共和，实质是弱势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教士、贵族等一、二等级议员居右，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实质是尽可能维护既得利益。“左派、右派”说法就此诞生。
人类历史上这种关乎大利益的事，“谈”得拢的情况极少，一般都会上升到行为学的范畴，要不继续统制，要不革命成功。法国大革命成不成功欠盖棺论定，其影响却不小，“启蒙”出诸如“天赋人权”之类叫人热血冲脑门的彼岸概念和“民族主义”这把欲裂解天下的思想手术刀，还留下“左派、右派”这对让后人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纠结的名词。
弱势群体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生计都可能成问题，是天然的左派，诉求变革，最后趋于激烈；反之，天然的右派不但追求守成，还时刻琢磨着巩固，因此叫做保守。别以为保守就属于温和，一个“保”字，后盾在枪杆子。当初资产阶级新生时，有钱无势，尚属左派，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成果就是让资产阶级上了台，将他们从左派打成右派；一起参加革命的广大平民、工人、农民就没这么幸运了，只好继续当他们的左派。金字塔顶部容积十分有限。
以社会地位差别而论，左派、右派的存在其实纵贯人类的阶级史，与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相伴相生。“两极分化”这个词很敏感，但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却有赖于它。
原始人类靠采收渔猎为生，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逐渐积累了诸如石刀石箭石针之类的物质文明，多与生产性相关；略得空余才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作作岩画之类，算是精神文明了。这时候应该不会有太鲜明的左派右派。高度文明需要相当的物质积累，私有制的财富两极分化为此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游离出一部分人和一部分时间脱离物质生产，从事精神创造。精神文明对物质生产的推动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但问题是既然分化了，阶级也产生了，人就分派了。“王侯将相”成了右派；劳苦大众日复一日埋头苦干，屈居左派，个别受不了的会嘟哝几声“宁有种乎”。
事物总是矛盾相生。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的发展，催生文明并使之壮大辉煌；但反两极分化的运动也相伴始终，当“宁有种乎”的声音变成遍地呐喊时，就会产生颠覆社会的力量，直至摧毁原有文明进程。两极分化可称之为“泛资本主义运动”，反两极分化可称之为“泛社会主义运动”，这在中国王朝历史中反复鲜明出现，有人归之为“周期率”。
我在《蛋糕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历朝历代开初，天下初定，统治者总要先颁布些“均田令”之类的分蛋糕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继续让利，还是分蛋糕。】这是泛社会主义运动。【万物运动，蛋糕亦然。“均田”的同时，土地兼并和财富两极分化的蛋糕运动就开始其新一轮的规律性循环。蛋糕做大到极致，分化也趋于极致，有人坐拥金山，更多人立锥无地。】泛资本主义运动到颠峰，蛋糕巍巍乎其大，实际处于垮塌边缘，因为【让既得利益者无偿让渡蛋糕，从来就不是温良恭的请客吃饭，而是虎口夺食，之惨烈之凶险，足以打烂一切蛋糕。】“社会主义”运动又要开始新的轮回。
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一词为马恩借用，并与其推理出的“共产主义”一道，成为马主义的专属标签。无业游民造地主的反与无产阶级造资本家的反，实质都是穷苦左派反抗权贵右派，属于反两极分化运动，名相合一，都称社会主义运动也无不可。
游民造反成功，鼎鼐重调，田也分了，左、右的分际模糊。犹如一片浩劫过后只剩灌木草丛的平展荒原。不几年，群木争春，渐而分了层次。参天蔽日之下，必有草不聊生。生存竞争，虽为天则，但人为万物之灵，人与人际，不能类比草树，贫富分化、左右趋极，不能认为理所当然，恰恰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问题是，真正的“革命”，其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社会浩劫，“左右之争”（就是“阶级斗争”啦！）酿就一轮接一轮惨绝人寰的“周期率”，令古往今来的无数哲人苦谋破解之道。这方面的学说，才是人类最重要的学说，也是最显派性、最为刀光剑影的学说。
社会主义的初义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提高劳动者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提高劳动者福利”是消解贫富分化、左右分极的不二法门，但——说何其易，行何其难！一般情况下，革命成功，贫富易位、左右易位之后，仍分贫富、乃成左右，左而右、右而左而已。不过，原来左的人数大得多，不可能都变为右，大多数人一觉醒来，还得继续当左派。
马老先生当然看清楚这一点，他琢磨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法宝。无产阶级专政后，生产资料公有，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原本人少，一被专政，不须改造，自动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大概经过改造以后，能够成为“人民”的一员、公有生产资料的合格者，不致重新左右分极。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氏社会主义还真没在世界上实践过，苏式、中式等社会主义都不是夺正宗资产阶级的班，可供“公有”的“生产资料”十分有限，后来拥有的巨量生产资料，包括“工人阶级”，都属于她们各自的“社会主义”所创造。
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消灭”之前，左和右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矛盾体的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可以转化，不可以消灭。比如一磁铁条斫成两段，各自立刻重新分出N、S极。为避免左右之争导致的“周期率”在自己身上上演，历史上许多人孜孜不倦地玩自欺欺人的“斫磁铁”把戏。整一个实体——汉语翻译成“国家”其实不太贴切，设一道篱笆以“切割磁铁”，然后使国内成为磁铁的一极比如N极，国外成为S极，试图使左右之争转化为国与国之争。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两千多年前有城邦谓之雅典，一度武功鼎盛，控制了周边大片殖民地，丰足的物资攫入成就其短暂而耀眼的文明，他们自己做了N极右派，让周遭做S极左派。大概怕自己内部由于生出左右两极，他们就说，我们玩“最公平”的抓阄游戏吧，谁抓着谁得那块猪前腿，或谁就先去看戏。谁当“执政官”抓阄不合适，那就投票决定吧，反正谁当我们都有猪肉吃。当然，雅典人还没先进到有“票”的地步，他们投的是石子。
雅典人将这种极原始的制度叫做“人民主权”，现代汉语简称“民主”，一个原本很中性的词，没什么道义色彩。雅典并没有因民主而江山永固，相反很快被军容鼎盛的专制之邦斯巴达所灭。
几百年前资产阶级在西方坐大，他们要让手里的“钱”有所保障，便不遗余力地去打造枪杆子；为枪杆子借一个壳，这就是“国家”。所以说，至少西方国家是资本打造的，他们甚至为此量身定制了一个概念：民族主义。然后，以严格的国界线，将自己设为右极，国外设为左极；实力接近互相搞不定的少数强国，则彼此暂时串通一气，共谋将广袤的外界设为左极，将他们整成现在的第三世界。
后来他们一看还是不行，国内的左派愣是越来越多，那个姓马的说，左派的阶级斗争终会将他们“彻底埋葬”。怎么办？一方面加大掠夺力度，提高掠夺技巧（如提高生产率，玩玩资本和金融运作），匀出一点分给国内左派，他们于是被福利成“中产”了——而“无产”则大幅度转移到第三世界。“斫磁铁”戏法似乎奏效。另一方面，从故纸堆里发掘出“古希腊民主”这个奇货，让他们自己“做主”——民主出“总统”来，只要不把自己民主出右派，怎么都成。不过，“抓阄”没有可操作和可操控性，“投票”就好。
第三世界左派占绝大多数，可怜丁点的右派多是西方的代理人或买办。他们国内若搞什么投票民主则好办，如我在之前系列文章所说，民主的本质是分赃，没有霸权，民主就是空话，于是，指望分到猪腿的选民们一而再地落空，纷纷将怒火撒向自己选出来的总统身上；若非“民选”的，更戴原罪——不民主、不普世啊。奇货还别有奇用。好一个“春”“花”烂漫，就祖祖辈辈当左派吧。
谁都希望日子好过，不是真心想做左派。做右派的最可能途径是将自己国家打造成右派国家，其标准说法叫“强国”。惜乎后发而至的例子屈指可数。强国只有华山一条路——工业化及其生成的枪杆子，而工业化的前提是资本积累；本质是集权，所以这几个成功例子的背后，都是强人政治。弱国变强邦，属于国际性的左派造反成功，凝聚左派的富有道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口号很重要，过去叫“耕者有其田”，工业时代叫“社会主义”，现在时髦普世了，叫做“民主”。
口号是面子，工业化的里子可从来姓“资”。落后地区如何工业化，如何搞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预料到，因此书上没说。以苏、中为例，因为没有向外掠夺或转嫁成本的条件，只好内部消化，以农养工，痛苦积累。制度设计上，创造出农与非农的二元，以集体农庄和公社作为集约资源的手段，以“剪刀差”的结算机制向工业倾斜，并让广大农村成为消化工业品的重要阵地。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国民作出超乎寻常的奉献牺牲，吃这种苦，没有宗教式的信念支撑和超凡魅力领袖的人格感染，根本做不到。现在某些精英责备如草根网之类的带有“宗教气息”，或者是自视清高，或者如耄耋耆老痛恨青春年少的性欲旺盛，犹太、盎格鲁·撒克逊、大和民族，哪个不靠浓重的宗教气息做起来的？
回到左右。左、右是客观存在，与个人地位密切相关，与嘴上标榜关系不大。官僚队伍因为执掌权力，天然右倾并且是产生右派的温床，腐败就是右化的捷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得占大头，而资本利得属于“合法”范畴，似乎显得腐败就少了许多；官员其实是大资本豢养，主要所得不依赖于职务收入，只要“好好干”，退路宽阔，因此多表现得廉洁奉公。穷国官员就不一样，违法贪墨成为重要收入渠道，当官成为至高的价值取向，人人削尖脑袋往里挤，久而久之，贿赂公行，清廉者倒渐失立足之地。这与是不是实行民主制度无关。威权政治下官员倒有诸多畏惧，威权一倒，容易导致结构性腐败，而民主制下更甚，当今世界腐败之极，就是第三世界民主国家。
当右派屁股稳了，根基深了，要“保、守”了，他们就会迫切呼唤“法治”，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自己的财富和地位，通过制定和操控法律使自己的资本利得合法化。他们还会呼唤“道德”，感召左派安分守己，和谐共生，至少不“偷”不“抢”。右派们依赖并迷信于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专政机关，殊不知，在革命面前，没有道德，更没有法律，一切打烂重来。
某哲学之王，问题看得何其深透，对可能到来“左右之争”及其祸患何其警惕。他出身富农，却有一颗纯正左派的心，他身居最高位，却毅然决然发动底层起来造官僚的反，“继续革命”，未雨绸缪，图防患未然……他失败了吗？他“粉身碎骨”了吗？至少会让后来当国者生一些畏惧惕厉之心吧——千万别忘了“周期率”！
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在当今中国，颇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