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环球视野 / 正文

史蒂芬·赫斯:曝光美国政治与媒体

2012-12-06 14:42: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美国宪法并不接受贵族一说,但是美国王朝政治的现象却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美国力图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家,这不仅体现在硬实力上,同时也反映在软实力上。

美国向来以“民主”国家自居。但是,在这一“民主”的土地上,一直并存着王朝政治。这一奇怪现象如何解释?美国力图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家,这不仅体现在硬实力上,同时也反映在软实力上。然而,美国的驻外记者人数为何在不断减少?本期对话邀请曾经担任多届美国总统顾问及白宫幕僚,对美国王朝政治、总统和媒体研究领域具有拓荒性成就的资深学者史蒂芬·赫斯回答上述问题。

“民主”选举中夹杂着政治贵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朝政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您是首位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且著述颇丰。您当初为何决定研究王朝政治?

史蒂芬·赫斯(以下简称“赫斯”):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学,当时从未想到今后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正式专著是关于美国王朝政治。这方面的研究源于从军时候的一次机缘。当时我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员被派往德国,主要是处理一些政治性问题。晚上,我们会去名为“美国之家”的图书馆看书。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本美国国会传记,里面的故事令我感到十分诧异。在学生时代,我知道了诸如亚当斯、罗斯福等政治地位显赫的家族。从这本传记中,我惊讶地发现了更多闻所未闻的政治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一代代任职于国会。我习惯性地对这些材料做了笔记和整理,待回国的时候已经整理了300多条。我发现还未曾有人就这方面做过专门研究,这虽然给我的工作增加了难度,但也让我干劲更足。通过梳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的首部专著、厚达700多页的《美国政治王朝:从亚当斯到肯尼迪》(America’s Political Dynasties: From Adams to Kennedy)出版。事实上,肯尼迪家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真正的王朝贵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现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赫斯:美国王朝政治具体的表现为,“民主”选举中夹杂着政治贵族。例如,参议员名单中伊利诺斯州的史蒂文森(Stevenson)、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乔治亚州的塔马居(Talmadge)……众议员名单中纽约州的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田纳西州的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俄亥俄州的克莱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佛罗里达州的保罗·罗格斯(Paul Rogers)、肯塔基州的布瑞科瑞奇(Breckinridge)、弗吉尼亚州的萨特菲尔德(Satterfield)、路易斯安那州的朗(Long),等等,还可以举更多例子。

或许,对政治家的孩子步入政坛我们不应该太过于诧异,换个角度思考,这不过是子承父业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罢了。不是有很多医生的孩子都去了医学院吗?毕竟,孩子在继承父亲的职业时较之他人更有优势。但无论如何,通过竞选产生的公职还是不一样的。我选取了17个家族进行探寻,试图写出有细节的故事。当然,很多材料很难寻觅。例如,在18、19世纪,人们往往会关注当选的政治家,对于政治家背后的女性却鲜有记录。她们在整个家族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她们既是政治家的妻子,也是下一代政治家甚至是国家总统的母亲。这其中有少量例外,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母亲就是例外。在梳理这些家族的所有成员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现象,即成为这些背负荣耀光环家族的后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中有成为总统的,却也有成为酒鬼并自杀的。这些情况在其他家族也并非鲜闻。

但是,政治家族的后继者也并非都选择从政,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和杰克逊家族的后代都不选择从政。此外,政治贵族阶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流动性大。一些政治上的响当当的名字,如弗吉尼亚州的塔克家族(Tuckers)、纽约州的利维斯顿家族(Livingstons)和新泽西州的斯道克顿家族(Stocktons)等均悄无声息地退出政坛。他们的位置很快被政治新秀填补了。政治人选始终是开放的、流动的和自我更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解释王朝政治这一现象?

赫斯:美国的宪法并不接受贵族一说。但是美国王朝政治的现象却可以追溯至殖民时代。从人数上看也相当可观,至今已有约700个家族的两名或者两名以上成员担任国会议员一职。即自1774年以来的1万名议员中,有1700位是来自这些家族的。

选民倾向于选政治贵族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十分富有,因此不大会窃取国家公共财富。然而,超级富豪往往对政治职位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更常见的模式是他们将女儿嫁给政治家,或者是政治家族之间的联姻,如共和国参议员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的妻子是共和国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的女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贵族的倾向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赫斯:这种现象依然在延续,但是我对此没有继续研究。大致而言,美国国会成员中,有约10%—15%的议员源于政治家族,即其父亲或(和)祖父也曾担任过议员。当然,这也就是说还有85%—90%的议员是源于非政治家族的。人们关心的往往是这10%—15%的群体是如何因家族的影响而得到更多政治地位的。

从当选日到就职日:美国总统忙乱的77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最近20多年间,您在政府和媒体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发表了一系列十分有影响的著作。首先来谈谈对政府的研究吧。我注意到,您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它们普遍都获得很高赞誉,如《竞选礼节》(The Little Book of Campaign Etiquette,2000)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出版俱乐部Arthur Rowse 奖。

赫斯:我1972年来到布鲁金斯学会后,开始了美国总统领域的研究。1976年,我出版了《打造总统班底》(Organizing the Presidency)。当时恰逢卡特当选总统,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于是邀我担任他的顾问。这本书获得了很多赞誉与好评,甚至还被挑选为“月读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著作而言也是十分罕见的。毕竟,学会出版的通常是学术性专著,很少会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总统研究的著作是2008年的《现在该做什么?》(What Do We Do Now? A Workbook for the President-Elect)。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经历了数位总统的进进出出,对此也一直在研究。我发现,从当选日到就职日,只有11周的时间。在这短短77天内,要组建一个新政府,工作头绪繁多,内容十分复杂。总统在组织政府班子这一短暂时期,总显得很忙乱。对此,我基于以往各届总统的实践归纳出的一些经验,希望能为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提供一些建议。

“Newswork”理论开创美国媒体研究新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统和政府研究方面的成功是否也为您研究美国媒体提供了帮助?

赫斯:由于《打造总统班底》的成功,我有更多机会去其他机构学习和研究。我选择了当时我们所称的出版界(press)这一领域,如今大家都称之为媒体(media)。在我刚开始涉入这一领域时,发现自己能找到的最新一本关于媒体方面的书是出版于1936年的。换言之,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迫使我不得不创造自己的方法论。当今的媒体已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庞大产业,传媒专业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学生群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创建了“Newswork”理论,前后一共出版了6卷,最后1卷即将出版。首卷名为《华盛顿记者》(The Washington Reporters),于1981年出版,实际的研究工作始于1977—1978年。当时,我对华盛顿的记者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调研,一共采访了450人。但是,这本书关注的并不是记者这个群体本身,而是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另外几卷,包括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媒体与国会的关系、美国对世界的报道以及世界对美国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近几十年来媒体的变化有何体会?

赫斯:世界一直在变,而且变化很快。20多年前,我没有想象到如今媒体的状况,对未来媒体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也不得而知。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对媒体方面研究的一个收尾之作,书名是《78年,华盛顿记者的变化》(78, What Happened to the Washington Reporters)。我和我的学生助手们,依靠网络和搜索引擎等现代化技术,寻找到那些曾经于1978年接受过我采访的记者们,并于2005年重访他们。最后,我们追踪到了其中的277位,另外约100位已经去世,还有约50位没有成功联系到。这本书的主题与之前的恰恰相反,我不再关注媒体行业,而是关注到了记者群体本身。我们从不同平台的媒体、男女性别、族群等各个角度对这些记者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索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追踪了他们的历史。该领域的研究同样也是前沿和新颖的。

记者要有提出严肃问题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赫斯:由于现代技术发展、时间推移等各种因素,或许媒体的形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媒体始终是媒体,他们关心的问题没有改变,因为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依旧。回到从前,我无法预测出人们将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获得新闻。但是,我从未怀疑过他们获取新闻的能力。主要的问题是谁来为这些新闻买单。美国的媒体是企业型媒体,在传统媒体被淘汰、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原有的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传统媒体也需要重新定位,寻求新的发展。当初,美国几家重要报纸,除了《华尔街日报》外,无论是打算从广告中获利,还是期望于借此增加纸质版的发行量,都决定向读者免费提供网络版。如今,他们要将之改为收费的,难度会相当大,因为读者已经习惯了免费阅读。2010年开始,《纽约时报》开始向读者收费,并做得不错。总之,目前众多媒体都正在向收费转变的摸索过程中。我们的传统媒体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我本人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媒体的明天是美好的。

此外,由于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面对大量信息,不仅对读者是个挑战,对媒体产业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首先,虽然人人都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发布信息也不再是难事。但是,我对“记者”始终有着严格的定义,并非发布信息即成为记者,记者要有提出严肃问题的能力,并对要发表的东西进行严谨、认真、负责的编辑。信息的泛滥使大家容易获得便宜新闻,但这不见得是件好事,同时我们会失去很多。其次,媒体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在新背景下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我在即将出版的新著中也有专门论述。有些媒体把自己报道的内容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内,锁定的读者也是十分特殊的、数量有限的人群。但是这些读者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并愿意为之支付很高的价钱。

美驻外记者语言能力成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受政府派遣,广泛参与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多项文化任务,并出版过美国对世界新闻报道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新闻报道的专著。如今,美国派驻世界各地的驻外记者人数在不断减少。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赫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人数在不断减少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独有的,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新闻媒体都存在这个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其经费减少,需要开源节流时,减少驻外记者成为很自然的举措。派驻外记者本身花费很高,再加上美元贬值,就更贵了。另一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区事务,美国最关心的是反恐战争以及中东地区,只要有美军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驻外记者——这些记者大部分是战地记者。换言之,美国的新闻机构更关注的是美国海外驻军地,其发回的新闻报道也多与战事相关。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在逐渐冷却,2012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美国将政策重心重新定位至亚太地区,派遣驻外记者的情况会随着这些因素而有所变化。

此外,美国驻外记者的语言能力不足。在冷战期间,媒体始终关注苏联,记者的俄语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在形势发生变化后,美国记者中大多数人对所在国语言的掌握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他们对中文和阿拉伯语掌握不够娴熟,没有达到专业水平。美国新闻机构在海外的资源与世界现实的情况之间存在差距。

史蒂芬·赫斯(Stephen Hess),1953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赫斯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白宫幕僚,以及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的总统顾问;1974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会代表,1976年任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代表;里根当选总统后,于1980年任政府过渡小组顾问。1972年起加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该学会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顾问。

赫斯的研究方向为美国总统、媒体和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文化。他于1979—1982年任教于哈佛大学;2004—2009年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他发表过多本著作,其中,《尼克松的政治写照》(Nixon: a Political Portrait,与Earl Mazo合著)一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国际新闻与驻外记者》(International News & Foreign Correspondents,1996)作为“当代英美新闻传播”译丛系列,于2010年出版了中文版。

责任编辑:宋歌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