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最不讲民主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群体

编者按：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新中国的思想史是一块陌生的领域。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认识和梳理文革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有所裨益。作者作为文革和改革的亲历者，从知识分子这个精英群体的思想变化入手，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直至功利主义的转变，无疑可以对研究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当然，本文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作者说文革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作者恰恰忽略了正是文革的风风雨雨磨砺了他们这一代人，使他们在性格、意志、信仰、人生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或深或浅的思考。这是一代人的集体思考，这样的集体思考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尽管这样的思考可能是潜移默化或者是亲历者在不自觉中进行的，但这样的思考注定会对这一代人及他们即将面对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不是人才的断层期，而是人才的培养期，而人才的成长是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的，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不能因为培养期没有成果而否定培养期的价值。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上，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承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八十年代末期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